去年夏天，我报名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马拉松。站在起跑线前，汗水顺着发梢滴落在柏油路上，耳畔传来此起彼伏的加油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手中磨得发白的号码牌，突然想起三个月前那个在图书馆角落里偷看训练计划的自己。

那时的我坚信自己能成为朋友圈里第一个完成全程马拉松的人。每当经过小区健身步道，总能看到几个穿着荧光背心的人影在夜色中奔跑，他们脚下扬起的尘土像撒落的星子。我翻出压箱底的跑鞋，在鞋柜前摆出"每日五公里"的打卡计划。前两周还能勉强跟上配速，直到第三周第三次跑过小区健身器材区时，右膝盖突然传来针扎般的刺痛。

疼痛像调皮的精灵，总在凌晨三点准时造访。我蜷缩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知了的嘶鸣，手机里收藏的跑步APP不断推送"膝盖养护指南"。某天清晨，我对着镜子发现小腿肌肉硬得像块钢板，这才惊觉自己已经连续跑了两周半马。医生的建议像一盆冷水浇下来："半月板磨损严重，至少休息三个月。"诊室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，我攥着诊断书的手指关节发白。

康复训练比想象中更艰难。理疗室的冷气开得很足，治疗师用筋膜刀刮过发炎的肌群时，我能清晰听见自己骨骼的脆响。每天清晨五点，我推着康复车在小区里画圈，车轮与地面摩擦的声响惊醒了睡眼惺忪的流浪猫。有次在公园长椅上休息，看见几个老跑友在讨论"伤后复健"，其中张叔的例子让我眼睛发酸——那位跑龄二十年的老将，曾因同样的膝盖问题被迫退役。

转折发生在复健后的第二个月。某个周末，我在市民广场看到几个"跑团"正在热身，领队是个扎着脏辫的姑娘。她抛来一瓶运动饮料："试试我们的康复跑，配速六十五。"当我的运动手表跳出"心率区间稳定"的提示时，突然想起医生说的"循序渐进"。三个月后，当我能轻松完成十公里时，张叔特意送来他的旧跑鞋，鞋垫里还夹着张泛黄的马拉松完赛证书。

比赛当天清晨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。酒店走廊里挤满裹着羽绒服的跑者，有人对着镜子涂防晒霜，有人用保温杯装着电解质水。起点处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往届选手的影像，突然看到三年前因伤退赛的选手们举着"永不言弃"的横幅，他们脚上的义肢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。发令枪响起的瞬间，我听见此起彼伏的抽气声——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偷偷抹眼泪。

最后五公里是最难熬的。 legs开始像灌了铅，喉咙里泛着铁锈味，每步都踩在棉花上。路过补给站时，志愿者递来的能量胶被汗水浸软，我咬着它继续前行。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时，终点拱门在视野中逐渐清晰，突然想起三个月前那个在理疗床上哭鼻子的自己。风掠过耳畔，我听见身体里有什么东西"咔嗒"一声弹开。

冲过终点线时，电子屏显示的成绩是5小时28分。我瘫坐在草坪上，看着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手机弹出消息提醒，是张叔发来的语音："小子，膝盖还疼吗？"我笑着回复："现在能单脚跳着给流浪猫喂火腿肠了。"远处传来收容站收容宠物的车笛声，和着此起彼伏的欢呼声，汇成这个夏天最动听的交响乐。

三个月后的深夜，我站在书桌前整理马拉松相册。照片里定格着起跑时飞扬的发丝、补给站前咬紧的牙关，还有终点处被汗水浸透的号码牌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堆满康复书籍的桌面上，我忽然明白，那些在理疗床上度过的清晨，那些被跑鞋磨破的脚踝，那些在深夜里反复修改的训练计划，最终都化作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勋章。原来真正的马拉松，从来不是赛场上的一百公里，而是与伤病和解、与自我较量的漫长征程。